古今中外名人对苏轼的评论

1、陆游：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苏东坡并不因自身境况的变化，来改变对国家的担忧和关注，在长久的岁月中依然坚持爱国之心不改，令人敬畏。）

2、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自汉魏到现在的两千多年里，因写诗而出名的很多。但观察所有出众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仙才的只有曹子建、李太白和苏子瞻三个人罢了。）

3、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拿宋词和唐诗作比拟的话，那么东坡就像李白，欧、秦二人就像王摩诘，耆卿好比白乐天，方回、叔原则是大历十大才子之类的。）

4、林语堂：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

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5、钱穆：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苏轼在历史中的评价？

历代名人对苏轼的精辟评价：

黄庭坚：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真神仙中人。

苏辙：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黄锦祥：“东坡乃文星旷世，曜耀寰中。”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赵昚：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名人对苏轼的评价简短有哪些？

苏东坡"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他只把词当作一种句读不茸的新诗体来写．他在词里怀古伤今，论史谈玄，抒发国之情，叙师生之谊，写田园风物，遨游情态．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或表现为平冈千骑，锦帽貂裘，挽弓射虎的激昂慷慨，或表现为烟雨一蓑，芒鞋竹杖，吟啸徐行时的开朗旷达，或表现为大江酹月。

故国神游，缅怀英烈时的沉郁悲凉，或表现为长路思茶，荒村叩荆，试问野人是的随和平易．真正做到了”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止．”他解放词体，打破”诗言志”而”词言情”的题材分工，是豪放派当之无愧的奠基者．

林语堂对苏东坡的概括是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触即通。

苏轼的人生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

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求名家对苏轼的评价！！

〖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苏轼的全部作品，见百度国学《苏轼集》：

前人论及苏轼的词，不论褒贬扬抑，无不视他为开宋词一代新风气的词坛巨擘。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所言：“词至晚唐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不能偏废。”

以上的引文把苏轼与韩愈相提并论，认为苏轼在词史中的地位与韩愈在诗史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且不论这样的看法是否允当，就韩愈生涩奇险的诗而言，在诗史中的确是不能不谓之别格的，这是有定论的。而苏轼的词在词史中又是怎样的一种别格呢？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言明的，下文还要详述。以下先引宋人陈师道评论苏轼词的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陈师道的看法与以上引文所持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而他进一步指出苏词的基本特征是“以诗为词”。

陈师道所言的“以诗为词”具体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言，不过他对苏词的评价倒是交代得清楚，大体的意思是认为苏词是词中的别格、另类，而非当行本色，这应该是明白无误的。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以诗为词”就会“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呢。原因只能是“诗词有别”。

一、 以诗为词的原因 ：诗词有别

（一）外在形式之别：句读不葺之诗

诗词有别，就词的外表形式而言，相对于齐言的律绝近体诗，绝大部分的词皆为杂言体，但也有少数例外的。以《玉楼春》为例，上下两阕各四句，每句七字。初看非常象七律。故仅以外形来区分诗词，有时难免要犯错误。

如果诗词之别仅限与此，那对于文人的创作是没有什么大碍的，特别是对苏轼这样的大家，不过只是改变一下词句的安排，完全是胜任有余的。但问题在于词是用作协乐歌唱的，需依声

填词，即按照规定的声韵关系来填词，所以词又被称作“曲子词”。词相对不入乐的近体诗而言，与音乐的关系要密切的多。据说苏轼填词常有不协音律之作，如李清照所言：“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者。”（2）填词若不能依声者，此所谓“句读不葺之诗”。

对李易安此论，历来众说纷纭，意见不一，而关于苏轼知音协律的记载也多见于宋人的著作。由于词律之学，几近失传，本是词学中的难点，对于一个初学者，更是如此。所以只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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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不知为不知”的古训，约略而言之了。

（二）意境题材之别：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诗词有别，其中差别最大的，应是意境题材的不同，这当然是就传统的婉约词而言的，也是就词的基本风貌而言的，因为“婉约词”相对于所谓的“豪放词”占了词的总量的绝大部分。

关于诗词之间意境题材的不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极精到的评述：“词之为体，要渺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所谓“境阔”当是指“诗”的意境题材相对于“词”应雄阔大气、气象恢弘，所谓“言长”则是婉转细致之意，故而带来的意境则是纤弱柔美。所以“词”较之于“诗”应多婉曲。

这样的评述是否正确呢。下文试举晚唐文人温庭筠为例来说明：

苏武庙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头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

后镜，画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又是所谓“花间派”词人的代表。以上两首诗词作品，即便是没读过，而对诗词稍有所知的人都能分辨出，其一是诗，其二是词。正如上文王静安所言，诗词在意境题材上的确存在着明显差别。就上文所引作品而言，诗的题材是怀古，词的题材是闺怨。而它们所营建的意境显然也是不同的，诗悲郁苍凉，而词温婉细腻。但问题就接踵而来了，为什么同样一位作家，提起笔写诗、作词，意境会有这样明显的分别呢？而且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对比宋代文人的诗词，会发现不少类似这样的情况。平素写诗作文道学气十足的士大夫门，一旦作词往往就会面目全非，全然是另一张嘴脸。

原因当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词的功能属性——词体的认知。宋词上承晚唐五代花间尊前的绮靡婉约的词风，至苏轼涉足词坛前，绝大部分词家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走“绮筵公子，绣幌佳人”（3）的老路，题材内容总不离男女欢爱、羁旅愁绪。所营建的意境也大多纤弱凄婉。文人士大夫们填词虽是兴至而为，但仍以为词只是供侑酒而歌的，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算不上诗歌的正宗，故称之为“诗余”。

“词是诗余”这是宋人对词体共同的基本认知，所谓“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4）就连北宋文坛领袖、诗文革新的主将欧阳修都是认同的 ，他说：“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5）

陈师道对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评价，正是基于上文所论及的诗词在意境题材方面的差异而言的，也是基于对“词是诗余”的认同而言的。认为诗词各有自家的畛域，应当保持各自的审美特征。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陈后山才会对敢于冲破传统藩篱的苏词提出非议，诚然，他的观点放在词学发展史上会显得保守，但他对词的审美特征有别于诗的确认，对词的独特审美价值的肯定，都是有相当见地的。

诗与词在“本色”上不同，这一点无论从词的历史传承还是总体创作实践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苏轼而言，把诗的“本色”（审美特征）带入词里，以词来表现诗的题材、境界，又会是怎样的一种风味呢？

二、以诗为词的实践：诗词一体，

据说苏轼到中年时才开始学习填词， 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是一家……”柳七郎即是柳永，公认的婉约派大家。苏轼所言的“无柳七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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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显然是要在传统的“辞情蕴藉”的婉约词风之外，另立一家，自成一格。对于这一点，宋人胡寅《酒边词序》中云：“柳耆卿后出而尽妙，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垢之外……”他对苏轼“另立门户”的作词观点，表达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苏词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之处，是在对词的意境的改变及提升上，改变了所谓的“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转之度”，而把词境提升到“超乎尘垢之外”。而达到这种改变及提升，最易行的途径显然是借鉴“诗”的题材与境界入“词”，做到“诗词一体”。纵观苏轼词创作的实践，其与一般婉约词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题材宽广、境界阔大

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说：“词至东坡，其境益大，其体始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给予了苏词非常高的评价，并且提出了“尊体”的看法，这绝非什么溢美之辞，苏轼在前人或同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开拓词境的基础上，进而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借鉴“诗”的题材、境界入“词”，使得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于词，从而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总览苏轼的词的风貌，除却传统的婉约清丽外，就“以诗为词”而言，在词的题材与境界的开拓上，大致体现在以下三端：

（1）、表达治国平天下之志的“言志词”

“言志”是宋人“诗道”的核心，也是宋人诗文中最常见的题材。但在“词”里表达士大夫文人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在苏轼之前是非常罕见的。他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为后代词家树立了榜样。如：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

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

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这首词笔力雄健，一扫当时词坛盛行的脂粉气，的确如他所言“无柳七郎风味”。词中写出猎时的盛况，可谓有声有色，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下半阕气概尤为豪壮，结语“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扫平边患的壮志。又如词作《沁园春》中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更是直抒胸臆，表现了作者“致君尧舜”的兼济之志。

（2）、借古抒怀的“咏史词”

“咏史”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极常用的一种题材，大都是通过对古人古事的歌咏来抒发自己的怀抱，实质上也是一种“言志”。当然上文举例的“言志词”中也出现了运用历史典故的情况，因为并非贯穿始终，只能看作是“比兴寄托”的运用。诗词之间，就写作方法（赋、比、兴）的使用上的差异而言，词偏重于赋，即长于铺叙。而苏轼“以诗为词”在技巧运用方面的

实质是把常用诗的“比、兴”手法多用于词。显然“用典”是实现“比兴寄托”的重要手段。

论及苏轼“咏史”词的创作，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乱石

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

初嫁了 ，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 、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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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被宋人胡仔称誉为“真古今绝唱”的词作，是苏轼在元丰五年（1082）谪居黄州，畅游赤壁写下的名篇，作者借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旧事来抒发自己的怀抱。词中描写赤壁雄奇的景色，塑造了周瑜“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却困于无常世事的激愤情怀。风格极为豪放。正是苏轼对诗歌中的借古抒怀手法的借鉴，造就了这首将被千古传唱的不朽词作。

（3）、寄托遥深的咏物词

我国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有所谓“兴寄”的传统，而《楚辞》又开创了以“香草美人”抒发情志的优良传统。使用“比兴寄托”的手段，抒写人生感悟的咏物抒怀、借景抒情之作在宋诗中是很常见的。

在词的创作中，单纯以咏物为表象贯穿始终，并且在其中包含遥深寄托的词作，苏词也作出了很好的表率。如：

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本词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创作时间与上文所引《念奴娇• 赤壁怀古》只差一年，都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以罪人身份谪居黄州，政治上极度失意时创作的，词中借咏孤雁而自况，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宁可固守冷落的人生态度。词中通篇只有意象，其中人与雁，浑然一体，取象托譬，寄托遥深，风格清奇冷隽。

苏轼致力于词的题材与境界的开拓，的确做到了“诗词一体”，他所作词的题材、境界与诗几乎一般无二。然而，由于诗与词在声律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必然将造成创作时安排声韵的不同，但在方面，苏轼同样表现出“以诗为词”的倾向。

（二）不以词意就词律

上文曾谈到苏轼填词有不协音律之作，并因此为李清照等所诟病。认为填词若“不谐音律者”，所作的词便是“句读不葺之诗”。这可被认为是李易安所表述的“以诗为词”。在展开具体评论之前，有必要对诗律与词律的差异做一简单论述：

近体诗与音乐的关系，相对于需入乐的词而言，要宽松的多。早期的词是一种音乐文学，为了配合音乐，就要求它必须具有特殊的格律，使歌词的每个字的声调高低，与音乐的抑扬顿挫配合起来，达到音调谐和，唱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因此，与诗只讲平仄不同，词讲究得更多更细。李清照在《词论》中说：“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计五音（宫商角徵羽），又分五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又分六律（阳为六律，阴为六吕。此处“六律”代指十二律吕），又分清浊轻重。”这也就是说，制调必须协音律。音乐奏过一遍叫一阕，为了配乐而歌，词也就以分片与之相适应。这样；词就必须注意处理片与片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像诗那样，根据内容来分段。诗的韵脚有固定位置，一般都在偶数句的句尾；而词的韵位，却大部放在音乐的顿歇处；因此，词调不同，韵位亦不同。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词由于需入乐的的缘故，在声律上与诗的确存在着不小的差别。而有关苏轼填词是否协音律的问题，前人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而词在今天早已不能被歌唱。所以孰是孰非，已难稽考。其实，谐不谐音律对于我们今人而言，决不会有李清照般的敏感，因为不能按乐歌唱，也就无从比较谐与不谐音律的优劣。

在创作实践中，词比之于诗，对作者在形式上的束缚显然更多。有鉴于此，陆游曾说：“先生非不能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6）宋人王灼也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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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都有为苏轼开脱之意，因为“非醉心于音律者”似乎有不熟悉音律之嫌，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更是间接指出苏词的确有不谐音律之作。

就苏词不谐音律的本质而言，由于苏词的美学风格属于阳刚，不同于表现阴柔之美的婉约词，类似于西人所言的“崇高”。 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注重于内在的理念精神的抒发，而不重视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声律在词作中当属于后者，被苏轼所轻，当是难免的。

所以，无论苏轼对于音律是否精通，当他所要表达思想内容与声律之间产生冲突时，他无疑将选择对声律作调整，以适应内容的表达。

面对苏轼这样对传统的“反动”，并非人人都能象胡寅、刘熙载两位一般给予他肯定评价的，与此相反，当时的情况是认可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而攻击的方向大致有二，一是对词境的拓宽上，二是在声律上。宋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录了苏轼一段逸事：“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与柳七郎如何？’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东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词按当时的惯例，显然是应由“十七八女郎”来歌唱的，若由关西大汉替代无疑将改变词原有的审美趋向。这幕士的看法与陈师道不谋而合，看来这应当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上文已经论述了诗与词在“本色”上的确有所不同，但给苏轼“以诗为词”的行为作出一个是非好恶的判断确是很为难的，因为不论是基于审美欣赏的“趣味无争辩”，还是基于正视历史存在，苏词都开创了词的另外一面，存在即合理。

三、以诗为词的内核：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在词的领域里，苏轼无疑是一位革命者。对于他而言，一切有碍于表达思想情志的传统枷锁，都会被他砸得粉碎。无论是题材或是声律。然而，任何文学领域的变革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任何文学创作风格的变化，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即所谓“文变染乎世情”。（8）

苏词以诗为词创作实践的产生，一方面是宋代特有的文化背景与士大夫心理状态的映射，另一方面则是苏轼本人的人生志趣、生命历验的反映。

（一）诗文革新的余绪

苏词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的产生，是以北宋中叶开始的儒学复古思潮为其文化背景的，即所谓诗文革新运动。

宋初结束了晚唐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赵宋王朝以史为鉴，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国策，这一方面造就了宋代文化的极度繁盛，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9），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宋代对外政策的孱弱。以至于两宋三百余年，边患不绝，受尽外族的侵凌。

晚唐五代是“合久必分、治久必乱”的中国历史中的又一个荒唐乱世，士人阶层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热诚，在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黑暗社会现实面前，化成了“郊寒岛瘦”般的穷愁苦吟。诗文之风较之盛唐可谓格卑而气弱，所谓“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于斯，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现于诗，局促一题…无复恢涵气象”（10）。晚唐五代诗文之风的格卑气弱实与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力量的卑弱乃至整个时代的精神形态萎靡息息相关。诚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杂传》中感叹：“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

宋初诗文之风上承晚唐五代的卑弱浮靡之气，加之士人阶层由乱世入治世不久，纲纪败坏、士风卑下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文人多以相互唱和，粉饰太平为乐，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片面追求缺乏具体思想内容的形式之美，史称“西昆派”。显然，这与宋初统治者振兴文教，恢复儒家道统的想法是向背离的，所以宋真宗在祥符二年（1009）下诏复古，指斥“近代以来，属辞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竟雕刻之小巧”并告诫“今后属文之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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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宋王室的复古诏令无疑是旨在维护名教，但在客观上打击了在文坛占统治地位的西昆派。而随着文官政治的推行，科举制度的完善，士人阶层自尊心和政治责任感逐步得到提高与恢复，士大夫不再只是儒家经义的阐释者，而且同时成为儒家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实践者。到宋仁宗期间，以欧阳修、梅尧臣等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们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挺立士风为目的，在宋王朝下诏复古的推动下，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复兴运动——诗文革新运动。

诗文革新运动的实质是在诗文中强调教化与讽谏的政治功用，要求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和承载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反对于社会无实际作用的浮靡文风。这使得诗文要承担起“载道”与“言志”的重任。反映在诗中，必然会选择向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言志”传统的回归。“诗言志”在汉代诗学是有着政治伦理意味的，而宋人所言的“志”并不是对前人政教诗论的简单回归，宋人所言之“志”应是更宽泛的，超越个体意识的，体现士大夫群体本质的抽象化的主体精神，可谓之“诗道”。

宋人普遍认为言为心声，文品即人品的体现，所以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往往自觉地贯彻“明道致用”，“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以教化讽谏为写作诗文的主要目的。

而在词的领域，情况却与此相反，作为“诗余”的词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似乎并没有被波及。而词风自入宋以后，并无什么大变，文人对于词的功用，似乎满足于“娱宾谴兴”（11）的状态，而“诗文革新”所倡导“载道”、“言志”的主张对于词的创作也并无什么实际的触动，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词没有“言志”的传统可以回归，再者文人也习惯于把不被“诗文”所容的“艳情”放在词中。期间虽然也有范仲淹、王安石写过一些格调较高的作品，但总体而言，词格相对于诗格无疑是较卑弱的。

相信苏轼步入词坛之时，便有意改变以上的局面。他面对相对卑弱的词格，一方面认识到由于诗词各自具有不同的审美特征，即所谓“诗庄词媚”，而词偏重于表现阴柔之美，所以苏轼致力于改变词的题材与境界，使词能兼而能表现阳刚之美，另一方面，由于前代词家在进行词的创作时，似乎总是受到某种特别的文化心态的左右，使得词人们总是喜欢矫揉造作，不以真性情、真面目见人，而苏轼则以“吾道一以贯之”理念，把诗文中“载道”、“言志”的主张介入词的创作，以真性情、真面目出现，不屑于矫首学语，矫揉造作。

苏轼上承诗文革新的余绪，对词体进行了改革，使得作为“言为心声”的文学样式之一的词，能够挣脱传统的束缚，自由地抒发作者的情志。词经过他的改造，终于摆脱“诗余”的面目，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二）士大夫主体精神的张扬

宋代士人普遍有一种维系正统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大厉名节，振作士风”的自觉。苏轼作为宋代文人楚翘，更是如此。不过，当他登上文坛时，诗文革新运动已经基本取得胜利，

在诗文领域，“载道”、“言志”的文学主张已深入人心，他只须沿着前人开辟的康庄大道，在诗文的天地中去驰骋他的才华、去申明他的政治理想、去张扬他的“道”。

在词的领域，如上文所述，由于历史传承与文化心态的原因，士大夫们似乎总醉心于“词是艳科”的本色面目，而无意让词去发挥经世致用的社会功用。而苏轼以“挺立士风”、“有补于世”的道德自觉，在“言为心声”文学观指引下，着力提升词的文学地位，使之能与诗文一般，为文人士大夫“言志“、”载道”。

苏轼以“诗词一体”的实践，在词的领域贯彻“明道致用”，“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把“诗道”引入词的创作之中，提升了相对卑弱的词格，在词中张扬士大夫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从而达到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阅读苏轼文学作品，的确能感受到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12）的强烈使命感。也正是由于他对国家、民众、文化的这种使命感，使得他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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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远不及他的文学道路来得显赫坦荡，由于他始终身处新旧党争的旋涡之中，而他处世立身，自有本末，不会以一己之私或政治好恶而有所趋附。以至于他一生之中总是充满了小人的讪谤与迫害，而苏轼却始终故我。在他身上充分地体现出了士大夫的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诚如王国维所言：“即使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13）

苏轼向来被视为我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文人之一，所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14）这一方面是对他在诸多文学领域建树良多的褒奖，另一方面也是对他非凡人格力量的肯定。

人们对苏轼的评价如何 苏轼是个怎样的人

对苏轼的评价

苏轼，因其才华出众，才思敏捷，一生所作诗词无数，后世之人将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除此之外，苏轼还有哪些特点，人们又都是从哪些方面评价他，如何评价他的呢？下面咱们简单分析分析。

苏轼图像

首先，单从外貌论，很多人评价苏轼是一名翩翩公子，风流倜傥，深得女人的喜爱。这点从他一生中的婚姻便能看出一二，苏东坡一生曾娶妻三任。在第一任妻子王弗死后，其堂妹王润之因一直暗恋姐夫苏轼便托人做媒，最终也是如愿以偿成为第二任苏夫人。为了怀念逝去的妻子，苏轼曾作《江城子》一词，深深地抒发了对亡妻的悼念之情怀，也因为此，他被后世评价为多情之人，也算是当之无愧。

其次，单从目标方向论，人们对他的定义则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之人，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永不放弃。少时的苏轼是很崇尚儒家思想的，他也一心为考取仕途，以取得功名然后报效朝廷为自豪。但他显然并不被命运之神所眷顾，仕途之路也算是一波三折，风波不断，更曾经因为得罪新派势力而被冤枉入狱，出狱后苏轼曾经一度重新被任用，但很快地又再次被一贬在贬。但这种曲折的经历，并没有打消苏轼的最初方向和理想，从这点来看，他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有为之人。

最后，单从思维论，评价苏轼是一个思维开阔，豪迈大气之人可谓是精准确切。他的诸多作品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豪迈之师，当属苏轼。

苏轼是个什么样的人

苏轼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文豪，在苏轼生活的饿那个时期可以称得上是无人能够比肩的一代文学大家，这样一个人无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从其一生的经历来看也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从其诗词的风格来看更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人，苏轼堪称才华四溢，作为官员也是一个具有铮铮傲骨的人。

苏轼画像

首先说苏轼是一个聪明的人，这从苏轼的经历就可以看出，苏轼的父亲苏洵在苏轼年龄还比较小的时候就醉心于仕途，在家里刻苦攻读，这样也为苏轼的早年家庭学习打下来坚实的基础，苏轼后来的成就离不开早年的启蒙。据说苏轼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轼二十一岁就参加朝廷的考试并且高中第二名，从以上就可以看到其天资聪颖。

再说苏轼是一个豁达和豪放的人，俗话说“文如其人”，苏轼的作品很少有小情调的自怜自艾，苏轼的文章充斥着一种强烈的生命力，豪放洒脱，有着一日千里的气概，即使是被遭遇了牢狱之灾后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也是那么豪放不羁，看到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想到的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丝毫没有凄凄切切的伤感情绪，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苏轼豁达的胸怀和豪放的做派。

苏轼是一个才华四溢的人，从苏轼留下来的数千作品中就可以看到苏轼的才华，苏轼不仅仅是一位文坛泰斗，还是一位具有铮铮傲骨的官员，王安石改革的时候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这个时候苏轼不是放弃自己的政见为了高官厚禄而曲意迎合，而是选择了外调，后来新的皇帝上台，王安石的新法被废除，苏轼又与统治者的政见不和，这个时候也不是曲意逢迎，而是再次选择了外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坚持己见具有铮铮傲骨的人。

苏轼与韩愈并誉为什么

唐朝的韩愈、宋朝的苏轼，想必大家都是知晓的，历史上也都对他们做过评价，那么大家知道吗？韩愈和苏轼被同时称为什么呢？先对两人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韩愈雕像

韩愈：出生于唐朝，是唐朝的文学大家同时也在哲学上有很大的造诣，他在散文上也很有大的成就，不过他一生和苏轼一样，一生坎坷，被贬官都成家常便饭了，韩愈的性格也很开朗，他被苏轼推上“唐宋八大家之首”。

苏轼：出生于宋朝，和韩愈相差的比较远，但是在文化领域不分种族和年代，苏轼和韩愈同样都是八大家之一，但是苏轼和韩愈在诗词、性格和所面对的坎坷人生是很相像的，他们都看清了、想通了，走出了一条豪迈的人生道路。

他们两人都是唐宋八大家，其余六位分别是曾巩，苏洵，苏辙，王安石，柳宗元，欧阳修，其中柳宗元和韩愈是唐代的，其余是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并称三苏。

那么苏轼和韩愈并称为什么呢？这主要是从两人所作出的诗词上来定义的，韩愈的诗词多偏向于豪迈、奔放，虽然韩愈本人他是偏古的，但是却不影响他个人作品的发挥，而苏轼的作品和韩愈一样，大有一种气吞山河之势，也行两人在性格和所面对的人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两人所作出的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韩愈和苏轼的文章气势磅礴，如海如潮。所以人们并称他们为“韩潮苏海”。

苏轼评价王维

王维，唐朝时期的大家，他的诗、词、画都有很高的成就，但是他和苏轼、韩愈等人一样，由于人生坎坷的命运和官场上的不得意，而无可奈何，他的诗词曾经得到过相隔几百年以后的苏轼的评价。

王维画像

苏轼在后世看过王维的诗词赞赏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尤其是写作山水的诗词称为了最高的成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比得过王维的造诣。但是在王维后期的作品里，苏轼并不怎么看好，因为王维的诗中大多写的是自己的心中幻想，王维虽然人生坎坷，但是和苏轼却大不相同，苏轼是抱着豪迈的眼光看人生，而王维则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当时的黑暗。

在唐代的时候，山水田园派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当时有很多的人喜欢关于王维山水的诗歌，因为一方面这些诗歌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另一方面也是代表着很多一部分人的思想。

苏轼赞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无论从性格还是人生态度上来讲，苏轼对于王维还是比较的赞赏。

晚年的时候王维无心再作诗词，他的作品改变得也是很厉害，那些诗词也都没有流传下来，不值得在后世流传和讨论，全面的说王维此人也算是不幸之人。无论后来他做过什么，就以苏轼对他的赞赏，我们也无话可说，也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大家。

苏轼的山水诗

苏轼的山水诗是宋朝时期山水诗的最高峰，他在山水之上又营造了更高的意境，苏轼是通达儒家、道家、佛家之人，他的山水诗有种超脱万物之感。

苏轼雕塑

苏轼故乡在眉山，眉山是四川的一个小县城，成年以后就离开了故乡，除了回家戴孝以外，其余时间都在外地，故乡是苏轼想回去回不了的，因此诗中有不少是描写家乡的山水景色，所以诗中常见到“峨眉”、“岷山”等地点，这些都是故乡之景，表达他对家乡的思念。

苏轼的山水诗从故乡到被贬谪的地方或者路途上的景色都包含在其中。诗中的“海南”、“钱塘”、“齐安”、“岭南”这些地点是路中之景或居住地之景，表达诗人心高气傲、不肯为权贵折腰，总是被贬。

而家喻户晓的《题西林壁》里面的一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更是将山水的宏大和当时的困苦的心境描写了出来。

苏轼的山水诗不光带我们看到了风景，还看到风景之外的世界。诗中包含的不仅仅只是山水，还包含着对百姓的关怀和时间万物规律的认识，这些都是普通人到不了的意境。比如《题惠崇春江晚景》里面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虽然很简单的描写却将春色展现在人们面前。

山水诗开始于汉朝，在魏晋时期已经初具规模，诗人主要采用写实的手法，表现诗人的眼中之景，到了唐朝时期，诗人更喜欢用景来表达心中之情。苏轼却不是用山水诗来纾解心中郁闷，更多的是表达一种豁达和开朗，不为当时的困境所困扰，而是看得更高、更远。苏轼的仕途非常的艰难，他的才能和名气都是其他人想害他的原因，种种困难，只让苏轼更加的勇敢，看事情更加透彻。

苏轼是什么居士

苏轼是宋朝文学界的顶尖人物，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唐宋八大家之一，但这么一位不但在历史上留下众多诗词，而且性格十分豪爽的著名诗人，在朝廷任职期间却多次被贬，但也因为他的被贬经历，让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响彻天下的的称号，东坡居士。

苏轼像

在苏轼被贬的经历中，有一次是被贬到黄州，当时他虽然身上有一个‘团练副使’的职位，但并没有什么实权，而且每个月给的俸禄也很少，加上苏家当时的人口很多，因此一家人生活的十分贫困，尽管生活的有些困难，但日子还是可以勉强维持下去的，可就在两年之后，随着苏家人口的增长，每天的开销逐渐变大之后，连这种苦日子也都快过不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好友马正卿来黄州看他，看见自己的好友现在生活的艰难这么之后，就去找了他的同学，也就是当时的黄州太守帮忙，看在马正卿的面子上，黄州太守给苏轼找了一块不用的土地让他种点粮食什么的来维持生计，而这块地正好黄州城东山坡上，苏轼想到自己一直崇敬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担任忠州刺史的时候，曾经在城东山坡栽过树，还经常去那里散步、作诗，而现在他所开垦的这块土地也在一块坡地上，和白居易那个时候有些相似，出于对白居易的敬意，他就给自己取了个东坡居士的名号，也在那过了近两年的农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