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聪自小被送到国外，在新加坡SwissCottage读小学，在英国WinchesterCollege读中学，后又在UniversityCollegeLondon读大学，符合留学人员的界定；其次，作为万达集团的“少东家”和内地首富王健林的独生子，王思聪可谓典型的“富二代”；再次，王思聪近年来在微博上也是活跃异常，从早年间炮轰张兰到最近嘲讽某冰某予，从吐槽京东“店大欺客”到展示“日狗大法”，这既为他赢得了“国民老公”的称号，也令乃父头疼不已。如何对这样一位“网红”开展工作，的确是个新的课题。

当然，王思聪可能也不是“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但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富二代，若是有关地方的统战部门不去做王思聪的工作，恐怕也说不过去。

举王思聪的例子，其实只是想说，今后和新的“统战”对象打交道，可能会遇到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从来没有碰到的人，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文化和观念的差异。如果还是带着原来的官本位思维和做事方式，说话都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国民老公”的对象们会怎么看？

前些日子，在接受新京报专访谈到对儿子的评价时，王健林曾表示“他不会看眼色说话，在海外长大，怎么想就怎么说…”，并后悔太早把王思聪送往国外留学。看来王思聪未来要想在处理政商关系方面比肩乃父，恐怕有点吃力。这其实就是文化和观念的冲突。当然，这个问题并非只存在于王思聪一人身上。

王健林后悔生了王思聪一个儿子图：


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会上谈到关于创业传承问题时，提到：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曾表示自己很后悔只生了一个儿子，现在来不及了。
爆一个小料，我有一次和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说到，我说你怎么就生了一个儿子？王健林皱着眉一拍大腿，原来我夫人不愿意生，现在来不及了，非常懊悔。记得王健林有一次在夏季达沃斯说到和蒋总同样的观点，如果要自己接班就多一些选择，不然就没得选。
而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则在现场亦表示，家属企业要传承，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要适当调整，允许多生几胎。
据维基百科资料，“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立为其基本国策之一。1980年，执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胎的计生政策。根据中国计生委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这项政策自其实施开始，至2000年时共减少了2.5亿孩子的出生并且使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增长率已低至0.57%，对缓解人口压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该政策近年来在国内遭到多方质疑。
该政策诉诸于家族企业方面，就是正面临第一代家族传承的中国私营企业（这些企业一般创建于1980年代）发现，传承是个难题了。
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戴维斯称，中国家族企业在第一次遇到代际转换问题时，不但在公司控制权和所有权的转移方面缺乏经验；中国家族企业所存在的问题还有，因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家族企业领导人库受到限制，继承人可能缺乏经验和能力，但老一代也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有限的选择机会会妨碍企业的专业化和持续发展，无以为继甚至成为一种常态。
携程董事长梁建章近年来一直研究人口问题。他强烈地反对一胎政策。
他表示：
对中等以上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口比例密切相关。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老化时，最适合创业和创新的年轻人不仅数量减少，而且能力也会下降，这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在老化的社会和企业中得不到足够晋升，缺少历练的机会和人脉关系。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表明，现在中国平均一个妇女只生1.2个小孩，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经济学家在对“人多资源少会影响经济发展”这个谬论的认识上没有共识，而是太有共识了。这个谬论太小儿科了，根本不值得一驳。
事实上，中国的一胎政策现在已出现局部松动。而对眼下的中国富一代来说，选择接班人时，没得选也只能没得选了。
哦，对，有兴趣者可以去关注下王健林独子的微博，北京普思投资董事长、万达集团董事王思聪毫不讳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没低调那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