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中大难不死， 多亏了他的哪位好朋友？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宋朝著名的诗人、书法家、画家。他作为宋代文学的最高代表，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文学创作期间还积极参政。只是苏轼的从政之路好像并没有那么顺利。

苏轼一直渴望能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为了报效祖国，奈何事实并不如人意，他屡遭贬黜，尤其在“乌台诗案”差点丢了性命。多亏了一位好友的帮助他才死里逃生，最后被朝廷贬到荒无人烟的海南岛儋州。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宰相章惇。

章惇出身世族，博学善文，相貌俊美，但他又高傲自负。当时苏轼与他同中进士，但因苏轼母亲病故而回乡守制。当时章惇因为侄儿章衡高中状元，而自己排名在侄子之后他觉得有失颜面，干脆放弃功名，准备翌年再考。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由此可见章惇是个很有主见但同时又很自负的人。两年后的他高中进士，以一甲第五名被外放商洛令。

大概就是在这之后，苏章二人便在京城相识。他们都是性情中人，豪爽仗义，时长结伴游山玩水，诗词唱和。可是后来两人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时宰相王安石当政时，搞了个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坚持改革，是“新党”的领袖。章惇紧跟王安石的步伐，深得王安石的器重，而苏轼则初为旧党的坚持者，后来又向新党倾靠，导致先后为新、旧党所不容，这也为他仕途坎坷埋下了种子。很多人都无事生非，为讨好新党从苏轼的诗中鸡蛋找骨头似的找出很多反诗来弹劾苏轼。

当时在王珪从苏轼的诗中找到“世间唯有蛰龙知”一句，速报宋神宗说他有不臣之心。还请求宋神宗对苏轼予以重判，而此时的翰林学士章惇在一旁对宋神宗来解释此事，说龙单从字面意思并非单指皇上，臣子也可自称为龙，比如诸葛亮当时自称卧龙。神宗听了他的话，也认为并不能因此就对苏轼加以重罪，只是让他做了黄州团练副使。

可见章惇在此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并未在朋友危难之时落井下石。即使他们的政见可能不同，但他仍然为苏轼说话，可见他们的情谊之深。

乌台诗案背后隐藏了怎样的秘密，为何让苏轼险些丧命？

元丰二年发生了在宋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人定罪，更是被差点弄死，后来侥幸于朝中大臣力劝宋神宗饶过苏轼，苏轼这才逃过一劫。其实早在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之后，苏轼就因为和变法派的意见不同，于是就自行外放了。

在苏轼到杭州、密州等地去担任知州之后，他发现王安石的变法实际上对于普通百姓并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出于自己的反感，苏轼便是对在新法实施过程当中出现的不好的现象都用诗加以讽刺与批评。但是此时主导变法之人已经不单单是王安石，更是宋神宗这个皇帝本人，因此苏轼他此时否认变法的成果，就是在否认宋神宗的作为。

其实首先举报苏轼的诗的人也并非是何正臣，因为沈括早在之前就曾经向朝廷举报过苏轼了。但是当时宋神宗并不以为然，直到后来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联合上奏折举报苏轼，这才让朝廷重视了起来。后来苏轼被十分强硬地押解进了京，在苏轼他被逮捕的不到一个月之后，便是被送进了监狱。在苏轼进入监狱第3天，苏轼他便是被正式提讯。

虽然苏轼写诗意在讽刺王安石的变法，但是他所写和他所见也基本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次的事件更类似于一场文字狱。宋神宗在一开始也是准备杀掉苏轼来平恨的，但好在朝中各个大臣的劝解，甚至是王安石也为苏轼去求情，苏轼这才逃过了一难。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文风改变是很大的，在乌台诗案事发之前，苏轼他的诗的整体风格都是十分的豪迈的，并且大多内容就是写官员的生活日常。但在乌台诗案其后，苏轼他的诗作大体偏向于了个人对人生的感悟，到了晚年他诗作中更是显示出了他的豁然淡然之情。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后来是如何躲过的？

因“乌台诗案”而被捕入狱的苏东坡后来之所以能够躲过死刑，一是仰赖诸多同僚官员的共同求情，二是得益于宋太祖曾立下的“不杀士大夫”国策。“乌台诗案”是一起发生于1079年的历史事件，苏轼在这一年被调任为湖州知州。苏轼在走马上任之后给当时的当权者神宗递交了一篇《湖州谢表》，不曾想这篇文章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北宋在仁宗即位之后便开始尝试变法，施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但是新政的推行进展得并不顺利，久而久之朝中便形成了两个派别，一为变法派，另一则为守旧派。这两个派系因立场不同而政见不合，因政见不合而相互针对、打压。苏轼在这其中属于守旧派，他对神宗时期所进行的“王安石变法”很是反对，早年时期他还曾因反对变法而一再被迫离京。

有了这样一番前提之后，苏轼在《湖州谢表》中所提及的“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等字眼便给变法派官员提供了可趁之机。这些官员借此诽谤苏轼不尊皇帝，愚弄朝廷。从“王安石变法”的进行中便可看出神宗是偏向变法派的，所以向来最懂审时度势的朝堂一时间响起众多倒苏之声。在此情势之下，神宗于这一年的七月正式下令差遣御史台逮捕苏轼。因御史台也称“乌台”，是以该事件被称为“乌台诗案”。

这一时期的苏轼可谓是众矢之的，变法派官员意欲趁此机会将苏轼置于死地。守旧派对此自然不会置之不理，那些与苏轼政见一致的官员也开始接二连三地上书，为苏轼求情。作为变法主力，但是当时已经退休的王安石在听闻这一事情之后也曾上书劝谏神宗。在这些人的共同求情下，再加上宋朝本就立有“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所以神宗最后并未下令处死苏轼。